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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填江南”与宁国人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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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自东汉208年建县以来,长期无保存下来的人口统计资料。宋、元时期的人口数,则是从明嘉靖《宁国县志》里获得的,那时全县人口基本稳定在3万人左右,直到1550年止。由于史料的欠缺,以后217年没有人口记录。


据1936年版《宁国县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宁国人口保持在29万多,到嘉庆二年(1797)总人口为367450人,创下了宁国有史以来人口的第一个高峰,以后60多年,宁国人口则基本上在30万左右波动。


与清朝以前相比,人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激增呢?这是因为:一、西汉以来赋役尤其是人头税的征收,导致“避徭者十之九,丁籍者不一二”( 明嘉靖《宁国县志》),从而造成人口隐匿;二、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按田亩多少纳税,废除了人头税,这样隐瞒不报的人口一下就冒了出来。此外,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养活更多人。


稳定的人口状况一直延续到咸丰后期,接着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据金陵大学民国二十五年(1936)关于《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调查报告称:宁国县在太平军退出后的三年内荒无人烟。后来从徽州、福建、浙南迁来少数客民,待到湖北、河南灾民大批南来,人口才渐多。截至乱定5年后的同治八年(1869),全县男女人丁也仅有10004人,是原来人口的三十分之一。人们梦寐以求“邦宁国泰”的宁国,为什么在同治初年会如此萧条、破败?湖北人又为何会大量迁入这一地区呢?


 “湖北填江南”是一次近代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尤其对宁国、广德、宣城、泾县等地而言,如果没有当时的人口迁徙,也就不会有这些地方的今天。据08年湖北广水电视台拍摄的寻访应山县(今广水市)移民后代生活状况的专题片——《再度牵手进宁国》介绍,在如今38万宁国人中有近20万人祖籍是湖北的。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1、梦碎天国,杀戳无常

锦绣山河江南地,花艳果香四时春”,这是古人赞美宁国的诗句。但是,喊杀声和枪炮声打破了这一切。1853年太平军进入安徽,从此安徽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较量、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之一,特别是皖浙交界的宁国,它是皖南山区之咽喉,又是南北商旅通衢之要冲。因此,从清咸丰六年至同治三年(1856-1864),太平军转战宁国县境8年之久,与清军展开拉锯战达19次之多,曾先后十次攻克县城,结果生灵惨遭涂炭,被杀或逃亡者不计其数。


太平军(俗称“长毛”)盘踞宁国时期,强行征兵,绝大多数成年男性被迫从军,无数无辜百姓血溅沙场。民国县志载:“宁自咸丰兵燹后,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宁国知县也不得不迁居宣城,在宁国府内暂住。

清军在宁国几次反攻得手,却没有给这里的老百姓带来安宁。湘军杀戮无常,对此曾国藩在家书中曾供认不讳,他下令对攻下的皖南城池“一律斩雉无遗”。事后,他在一篇奏折中不得不承认:“惟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戳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偏灾。”由此可见,十多年的战乱和清军灭绝人性的屠杀,是造成包括宁国在内的广大地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的重要原因之一。


2、连绵天灾,祸害无穷

江淮一带除了人祸,还有天灾。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民政不治,水利失修,旱涝虫灾更易为患,这更加重了这时期宁国人口下降的趋势。

民国县志载:1856年,“大旱,人相食。”又载:1862年冬天,“大雪。斗米千钱,人相食。”据说,今青龙乡有座“百骨坟”,山门乡有座“杀人庙”,都是那个时代“人相食”留下的遗迹。更有甚者,在l 864年那场大饥荒中,皖南一带还出现了卖人肉的不法奸商。“物以稀为贵”,开始人肉卖二十文一斤,后来竟涨到一百二十文一斤。真是太触目惊心了!


水,这东西很古怪,少了不行,多了也未必好。据《安徽水灾备忘录》记载:皖东南一带平均每两年就要发一次大水。宁国胡乐、庄村等地日降水量大于50mm的洪灾,平均每年达四次之多,堪称多灾、重灾区。大水之后必有大疫。污水淤泥滋生杂草,田舍荒芜又使野猪和老鼠成群,这些都为蝗虫大量繁殖和瘟疫流行埋下了极为严重的隐患。


3、瘟疫流行,万户萧瑟

据民国《宁国县志》记载:1862年5月至8月,宁国县瘟疫流行,“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当地土著“死于锋镝(战争)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全境死亡枕籍,无人掩埋,十室九空,”许多村庄变成“无人村”。同年,广德县因大疫人口由1859年的三十一万多人,到1865年锐减为五千余人,幸存者仅为原人口百分之二。之后,今郎溪县境内及长江沿岸等地人瘟也流行开来。


据研究,当时的瘟疫实际上就是鼠疫。病菌通过老鼠和跳蚤的叮咬传染于人,轻者引起淋巴结炎,重者因病原体侵入血液,就会引起败血症或肺炎。鼠疫感染者起病快,病程变化也快,开始时突发高烧,周身疼痛,双足麻木,并伴有出血征像,36小时内终因极度衰竭不治而亡。


瘟疫来势之凶猛,使围攻天京的湘军也不能幸免。据湘军部下官兵反映,鲍超所部染病或巳病的就有近万人。又据特使甘晋《致曾国藩书》所述,湘军攻占宁国府后,恰遇“暑疫大作,疫疾殁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队者不及四成……两月以来,兵民疫死者二三万人,十居八九,城内五六里臭腐不堪忍”。甘晋特使返回安庆不久,即染病而死。据曾国藩估计,当时湘军“水陆诸军,十病六七”。瘟疫肄虐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咸丰、同治年间江南人口下降惊人,到处是荒草萋萋,白骨森森,一时间风景如画的宁国也俨然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于是出现了湖北人“一担箩筐下江南”的情景。


三 

伴随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大量熟地变成了荒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宁国府和广德州荒地不下数百万亩,这在安徽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为了解决苏皖赣抛荒严重、民政废弛的问题,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两江总督曾国藩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上书朝廷要求实行“召垦升科”政策,得到清廷允准,于是《皖省开垦荒田章程》随之发布。


“召垦升科”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一)成立农本局专办垦务,局务由官绅共同办理;(二)发放耕牛、粮种和贷款给农民,牛按原价的20%分三年还本,粮种秋后还,贷款不计利息;(三)鼓励绅商捐资开垦;(四)承认原有土地所有权,但对有佃户而无主的土地,暂由佃户管垦;对无主又无佃户的荒地,则由官府募佃垦种。自此,《晓谕保甲条约》中“禁招集棚民,开垦山场”一款,事实上已成空文。


同治三年(1864)以来,皖南各县注意招徕客民耕垦,优惠的移民垦荒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地人纷纷移居皖南山区。这些客民或因人多地少而被迫举家外迁,或因旱涝频繁无以为生才来此定居。客民以湖北人、河南人居多,其次是安庆人和浙江人。其中湖北人又以应山人为多,应山历来被称为“穷邑”,人多地少,十年九旱,所以人们只好响应“劝农局”的号召向外迁徙,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两千余户上万农民下江南。他们多是同姓、同宗结伴而行,聚籍、聚族而居,因此其后代至今仍保留着应山的口音、方言和习俗,如“宁普”(宁国官话)就是以应山话为基础的。现在宁国存在的颜、魏、熊、张、明、吕、喻、杨、雷、华、胡等姓,祖上基本上也都是那个时候从应山迁过来的。


而最近出版的宁国应山裔吕氏族谱,正好给我们描绘了那幅一百多年前的流民图:当年吕氏先民挑着箩筐顺江而下,到安庆、转青阳、宿南陵、过宣城,一路风餐露宿,扶老携幼,于同治五年(1867)阳春三月,来到宁国杜迁镇(今港口镇)流村古渡口的,最后落脚于现在的太平村,有碑为证。


其他不远千里来到异乡的移民们,在找到适意的村庄后也“据室为家,插标划田,立界为山”,使荒芜沉寂多年的山村渐渐有了生机。秋收之后,这些客民有回原籍探亲的,向亲友叙述江南地多、柴多、人少诸多好处,更引来“各邻省之民络绎来归,坌集境内”。今云梯一带居住的畲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由浙江逐渐迁入的。就这样宁国出现了五方杂处,“主一二客八九”的情形。1881年宁国知县以客民“均已置产、完粮、无殊土著”为由,奏请清朝政府准予客民在当地入籍,科举考试等不分土籍、客籍,将依照“一视同仁”原则办理。移民取得了与当地人同等的权利,这充分说明土客排斥、冲突逐步化解,共建互溶成为人们的共识。

这次人口大流动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前后达40余年。



湖北填江南”历时近半个世纪,给皖浙苏三省交界地区迁入外来人口达100万以上,同时“湖北人满阡陌”也构筑出皖东南近代经济领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给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它具体表现在今天江南处处遗楚风。在河沥溪小溪口,当年因湖北移民聚集较多而被称为“湖北巷”的地方,让我们依稀能看见移民艰辛与开拓的背影。据说目前它已被列入宁国文化遗产保护计划,其活标本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前不久,修葺一新的港口镇湖北会馆重新开放,现在它已改建成了移民怀乡念祖的湖北庙,这标志着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如今的湖北人早已融入宁国,宁国已成为各地移民和谐共处的乐园。

随着宁国人口从15万、20万、25万、30万发展到38万,宁国人的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1)在穿方面,移民们自种棉花然后自纺自织自染的土布——“湖北布”,大大地改变了当地人的穿着打扮。(2)在吃方面,现在的皖南居民都嗜辣,无论烧什么都喜欢放点辣椒,这一口味的形成也与湖北移民带来的饮食习惯有关。(3)在玩的乐的方面,湖北东南地区的民间花鼓和河南光山、罗山一带的灯曲(旱船、车上轿等)随移民进入皖南,同当地的民间歌舞彩灯、绣手巾等合在一起演唱,逐渐融为一体,初步形成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皖南花鼓戏”。花鼓戏至今仍是一年一度“宣州之声”的保留曲目,它大大丰富了本区人民的文化生活。


其次,做为一个新兴的山区移民县,宁国就像一座大熔炉,各种文化在这里交织,使宁国人既得益于湖北人聪明、勇猛、务实和自信个性的熏陶,又承接了古徽州文化的濡染和苏浙吴越文化的辐射,从而逐渐形成宁国人开放、精明、求实、自信力和优越感强、热情好客、标新立异、争先晋位意识强等共性特征,并且成为宁国人的新传统。正是这些独特的性格,使宁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能够独领江淮大地风骚,创造出一个个凤凰城的传奇。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路口,最后我想说:“湖北填江南”是一个不该遗忘的事件,更是一段需要牢记和经常重温的历史。因为在这里,我们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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